【讲述人】李天银：曲阜师范大学1988级政治系校友，德州高级师范学校政治教研室主任，曾任山东省师范学校政治学科中心组副组长。

曲园，是曲阜师范大学的校友们对美丽校园的亲切称呼。

三十七年前的 1988 年秋天，我从偏远的鲁西北来到曲园，就读于政治系。宿舍里有一位来自淄博的舍友，名叫周振刚。他从家里带来一副玻璃围棋，棋子沉甸甸、晶莹剔透，抓在手里叮当作响，声音清脆悦耳。棋盘则是一张随棋子附送的蓝色方格塑料纸，可以随意折叠，轻薄而简陋。如今看来，那副棋具不过价值十元左右，普通至极。但在那个年代，于我而言却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围棋实物。在我眼中，那简直是稀世珍宝。高中时，我只是通过书刊、报纸、电视和广播中聂卫平擂台赛的报道，才知道世上有围棋这样一种事物 —— 觉得它刺激、有趣，又神秘、稀奇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刚刚高中毕业的我，竟能在曲园亲眼见到围棋，更没想到会遇见真正会下围棋的人，而这个人竟然就在我的宿舍、我的对铺！当然，我也未曾预料到，后来自己竟学会了围棋，还教起了围棋，甚至我教的学生又会去全国各地教会更多人下棋。

周振刚会下围棋。闲暇时，他便拉着宿舍里的几个哥们一起下，边教边下。渐渐地，我们几个舍友 —— 郓城的张明朗、莱芜的刘进涛、梁山的毕彦东、乐陵的王宇，还有陵县的我，都跟着振刚学会了围棋。甚至有人偶尔还能赢他几盘。在我们心中，振刚水平最高，所以赢他一局足以让人得意好几天。不管谁赢了他一两盘，都会兴奋地嚷嚷好几天，笑话振刚是 “臭棋篓子”。下的棋多了，那张塑料棋盘渐渐皱得不成样子，不好用了。梁山籍的舍友毕彦东索性在宿舍中间的大桌子上，用刀刻出经纬线，再在线里洒上墨汁 —— 这张桌子就成了永久棋盘。我们在这上面下棋，方便多了，也惬意多了。当然，以如今我作为教师的眼光来看，这是破坏公物。但当时，在振刚的带领下，我们几个都已成了 “棋痴”，对围棋乐此不疲，没人会在意是不是破坏公物。即便学校公寓管理人员要我们赔偿，我们也心甘情愿。

在宿舍几位会下棋的舍友中，我的水平其实最低，但我对围棋最为痴迷。为了让大家下得尽兴，凡是与下棋有关的事，无论多琐碎，我都乐意去做。在曲园时有振刚的棋可用，可寒暑假回到德州偏远的农村老家，我就没有棋具了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找来一大张牛皮纸，自己画了一张棋盘，再用黑豆和红豆当黑棋，玉米和黄豆作白棋。即便棋具如此简陋，我依然津津有味地钻研棋道，乐此不疲。中国古代名将有“撒豆成兵”之说，而现代的我，居然也在家乡用豆子排兵布阵、琢磨围棋！即便三十余年后的今天，想起这段往事，我仍不禁为自己的 “创造性” 感到骄傲和欣喜。笑容浮上脸庞，幸福渗入心里。

后来我从围棋书中得知，其实老祖宗发明围棋之时，也不过是在地上画线，以大地为盘，以石子、木棍、泥巴、豆子为子。我不过是与几千年前的先人不谋而合了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，发明和发现来源于生产，来源于生活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在家琢磨围棋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，甚至一度想不通：被吃掉的棋子所形成的 “大空” 里，到底还能不能落子？思考得多了，渐渐也就悟出些道理：围棋这东西，说复杂确实极复杂，说简单却也极简单。老祖宗为它取名 “围棋”，其实已道出其中主要的棋理。古语说 “大道至简”，围棋不就是互相分隔、包围的游戏吗？不就是模仿打仗、模仿狩猎吗？道法自然。

周振刚很善于交际，认识了其他系的一些棋友。他们一起张罗组织了全校围棋比赛。我们宿舍除我之外的四员大将全部代表政治系出战。而我，则被振刚安排去当裁判。作为副裁判，我的任务其实就是“打酱油”：数子判胜负、防止选手悔棋、给慢棋者读秒、及时补充棋子。只要做好这些，就算是一名合格的裁判了。那次比赛，冠亚军争夺战关系到各系排名，仿佛幕后已有安排似的，最终下出了极其罕见的三劫循环无胜负之局。主裁判最终裁定两人并列第一，双方皆大欢喜。棋局结束后，一大群围棋爱好者围上来复盘，热烈讨论这三个劫可能引发的各种变化。当时我的棋力尚浅，并不能完全明白这些复杂变化，但那一幕众人眉飞色舞讨论棋局的场景，却让我印象极深。

大学四年，前两年我们系只有我们宿舍这几个人会下围棋，我们也颇为此自豪。其他宿舍有位同学，也是振刚的淄博老乡，我们都叫他阿炳，常来我们宿舍看棋。其实阿炳是存心来学棋的。他悟性很好，很快便明白了围棋的门道。别人的水平都高，阿炳没资格与他们交手，就常来找我下。我虽然棋力不高，却有个特点：极度热爱围棋，且无论跟谁下，总爱从头到尾热心讲解我为什么这么下、那么下，恨不得让全世界都快点学会这有趣的东西，都像我一样爱上它。这一特点，我保留至今。三十年前，我喜欢围棋，是纯粹感性的热爱；三十年后，我依然热爱围棋，但更多了理性的认知。因为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，围棋是蕴含中华民族卓越智慧的优秀传统文化。我宣传围棋，就是在传承这份文化。孟子所说 “人生三乐”，我在自己下棋和教学生下棋的过程中，几乎一一体会。

经常对弈，棋子不可避免地会散落到桌下、床下，乃至宿舍各个角落。大家捡多了，渐渐也就不太在意，一些难捡的棋子便懒得去捡。但我一直视棋子如珍宝，舍不得让它们散落在角落里蒙尘，总是不厌其烦地捡起来，再放回棋盒。

我大四时，政治系一年级来了一位新生，名叫宋文宇，来自胜利油田，也会下围棋，不过只是刚入门。宋文宇和我的陵县老乡王泽勇同住一个宿舍，就在我们斜对门，走动很方便。共同的围棋爱好，让年龄相差好几岁的我们经常往来对弈，不亦乐乎。在我俩的影响下，他们宿舍的几个人也都学会了围棋。围棋的魅力让我与这个宿舍的所有人都结下了深厚友谊。王泽勇与我的感情尤其深厚。他知道我喜欢看书，在我毕业前，非要送我一本书作纪念。他拉着我去曲园门口的书店，让我随便挑一本。我选了一本《吴清源自选百局》。王泽勇在扉页上写下祝福我工作顺利的话，签上 “王泽勇” 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，送给了我。几年后，这位老乡也毕业了，去了北京八一中学工作，还曾专程来我单位看望我，并与我下了一盘纪念棋。

1992年7月，毕业前夕收拾行李时，周振刚也许是嫌棋子沉重不愿携带，也许是觉得棋子陈旧，又或者是因为看出我对围棋的热爱而想支持我——他将那副陪伴我们四年的围棋，那副带给我们宿舍无数欢乐、凝聚了我们八兄弟深厚感情的围棋，送给了我。我带着这副棋，来到临邑师范学校工作，开始了在师范学校弘扬围棋文化的旅程。我没有想到，振刚他们肯定也没有想到，我大学毕业工作后，会培养出那么多围棋教师。我教出的弟子，会在全国各地弘扬棋道，甚至还有弟子去教外国儿童下围棋。

没有刻意追求，只是默默耕耘，有时同样能培育出丰硕的果实。

世界上有更多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做对他人、对社会有益的事，或至少是无害的事——这是个人的幸福，也是社会的幸运。

  这是我三十七年围棋生涯的重要感悟。